具备约束力的婚姻财产协议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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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约束力的婚姻财产协议新发展

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关于Thorne v. Kennedy的判决结果深入研究了1975 年《联邦家庭法》第 VIIA 部分中有关婚姻财产协议的制定要求。

具备约束力的婚姻财产协议(‘Binding Financial Agreement’)是婚姻双方对其财产安排达成共识的具备约束力的财产协议。有些人称它为“婚前协议”(‘Pre-nups’),但事实上,婚姻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婚姻或事实婚姻之前、期间和之后签订婚姻财产协议。

Thorne v. Kennedy对您的意义

  •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强调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具备约束力的婚姻财产协议可能并不能约束协议双方。
  • 如果协议一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是作出不合情理的行为,法院将认为该协议无效。
  •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婚姻财产协议不具备约束力,当然也不意味着您可以不寻求有关婚姻财产协议的法律建议。
  • 您需要提供详细信息和要求以便您获得恰当的法律建议

Thorne v. Kennedy的案件事实

Thorne 和Kennedy在2006 年相识于一个线上约会网站。妻子Thorne是东欧人,名下并无多少财产。而丈夫Kennedy是一位身价约为 2400 万澳币的希腊裔澳大利亚商人。在短暂的见面后,Thorne被带到澳大利亚生活,婚礼日期定于2007年9月30日。

Thorne知道举行婚礼前她回签署一份文件,并且她知道Kennedy想要他的孩子继承他的财产。在 2007 年 9 月 19 日,Thorne了解到Kennedy已经安排他律师起草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婚姻财产协议,而且她被告知,如果不签署协议,婚礼将无法继续进行。

此时,双方已经预定了婚礼举行中心和邀请来参加婚礼的客人。Thorne的婚服也已经做好,Thorne的母亲和姐姐也已经从东欧飞到澳大利亚,并住在丈夫预定的酒店里等待婚礼的举行。

双方于 2007 年 9 月 26 日签订了具有​​约束力的婚姻财产协议,并于 2007 年 9 月 30 日结婚。双方于2007 年 11 月 5 日签署第二份具有约束力的婚姻财产协议。

在 2011 年 6 月 16 日双方开始分居,妻子Thorne在 2012 年提起诉讼。

丈夫Kennedy于 2014 年 5 月(初审期间)去世,他的遗产的执行人和受托人代表丈夫继续进行诉讼。

Thorne v. Kennedy所涉协议

第一份协议

第一份具备约束力的婚姻财产协议对婚前期间、婚后以及妻子早亡等情形下如何分配财产进行规定。此外,该协议还包含了双方需在婚后签订第二份财产协议的条件。

根据 1975 年《联邦家庭法》的要求,妻子Thorne就该协议寻求了独立的法律意见。

一位家庭法律师简单修改了这份协议,并向Thorne提供了以下建议:

  • 婚姻期间,丈夫多提供的赡养费数目很低;
  • 如果双方在结婚后三年分居,妻子将获得的赡养费“少得可怜”;
  • 协议没有考虑到妻子应有的利益; 和
  • 该协议是律师见过的起草最最糟糕的协议,完全不适合签署。

最终,律师建议妻子不要签订协议。尽管她得到了这些法律建议,妻子还是在2007 年 9 月 26 日签署了协议。

第二份协议

第二份具有约束力的婚姻财产协议的内容基本与与第一份协议相同。

在2007 年 11 月 5 日,妻子再次寻求独立的法律意见,并再次被告知不要签署该协议。但是,妻子在获得独立法律意见那一天签署了第二份协议

具备约束力的婚姻财产协议起草的相关要求

根据 1975 年《联邦家庭法》第 90G 条,如果具备约束力的婚姻财产协议满足下列要求,则签署双方受到该协议约束:

  • 双方都在协议上签字;
  • 在签署协议签,双方就该协议如何影响其权利和该协议的优缺点寻求独立法律建议;
  • 双方各自向自己的律师讨要一份声明,说明他们已经获得了独立法律建议,并且向对方律师提供一份声明副本;
  • 该协议并未终止,也并未被法律撤销

在某些情况下,法院有权撤销婚姻财产协议。特别是在协议签署一方当事人在签订财产协议时存在不合情理的行为时,法院可以撤销具备约束力的婚姻财产协议。

在决定签署的一方当事人是否存在“不合情理的行为”时,法院需要根据1975 年《联邦家庭法》第 90KA条,适用普通法和衡平法中有关合同的可执行性和有效性的原则来决定是否存在“不合情理的行为”的情形。

一审结果

初审法官认为妻子的英语水平足让她理解这份协议和她的律师的建议,并且律师的建议并没有受到批评。

初审法官认为“所有筹码和权力都掌握在丈夫手中”,妻子除了签署协议,别无选择。正如最高法院的判决所总结的那样,签订协议的原因是:

  • 她与丈夫之间存在经济不平等;
  • 当时她在澳大利亚没有永久身份;
  • 她对丈夫的十分依赖;
  • 她对他们之间关系具有情感联系,以及对母亲身份的向往
  • 她对婚姻的情感准备;
  • 她即将结婚的信息已向公众公开。

除此此外,法官认为妻子没有对除丈夫去世以外的婚姻结束情况进行考虑。所以,法官认为,妻子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第一个协议,第二个协议“只是第一个协议的延续”。如果妻子不签署协议,她的婚姻就会结束。因此,初审法官认为这些协议对双方没有约束力,最终撤销该协议。

二审结果

丈夫的遗产代表对初审法官的判决向澳大利亚家庭法法院的合议庭提出上诉。

合议庭驳回了协议因胁迫、不当影响或不合情理的行为而无效的论点。合议庭认为,初审法官错误地认定妻子因胁迫签署了协议,而且出身法官没有对六个影响因素作出明确的衡量。合议庭还认为,初审法官“对案件事实进行了错误的法律适用”。合议庭解释道,胁迫的成立需要威胁或实际的非法行为的存在,这种“压力”必须是一方施加于另一方的“非法”行为。

合议庭还指出,丈夫向妻子明确表示“他的财富是他的,他打算将其留给他的孩子们”。丈夫并没有对妻子作出虚假陈述。所以他没有不恰当地影响妻子。因此,合议庭认为协议是公平的,因为妻子在关系开始时就知道丈夫的意图。最终,合议庭批准了丈夫的上诉。

高院最终决定

最高法院发现,初审法官交替使用了“胁迫”和“不当影响”等词。所以,高等法院没有在判决中分析“胁迫”的构成要素。

关于“不当影响”,最高法院认可了“不当影响”适用于某些推定关系,例如父母和子女、受托人和受益人、律师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这些情况的共同点是,一方“实质上从属于”另一方。法院坚定认为,未婚夫和未婚妻的关系并不自属于这一类推定关系。法院也承认,当协议一方在签订协议时缺乏自由意愿时,“不当影响”在此时也会产生。

另一方面,“不合情理的行为”要求一方需处于“特殊的劣势”地位,从而导致其做出不符合自身“最佳利益”的决定。另一方必须是“不合情理地”利用劣势地位的一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构成“不合情理的行为”。

最高法院审查案件事实后,同意初审法官的判决,驳回合议庭的决定,基于以下理由:

  • 初审法官已完成对案件事实的全面审查,并在作出判决时考虑到所有的相关情形。判断理由足够充分;
  • 妻子十分“无力”,在丈夫对她施加的压力的情况下,她的自由意愿“实质上从属”于丈夫,因此妻子受到不当影响。

高等法院驳回合议庭的决定,并对具备约束力的婚姻财产协议提供了以下指导意见:

  • 该协议是否是在谈判的基础上提出的;
  • 订立协议时所处的情绪性环境,包括是否存在明确或暗示终止婚姻或终止订婚的威胁;
  • 双方是否有时间仔细思考;
  • 双方关系的性质;
  • 双方当事人的财务状况;
  • 收否获得独立法律建议以及是否有时间考虑该建议。

如果您有家庭法方面的困惑或者需要法律咨询,请致电1300 487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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